中经记者 陈靖斌 深圳报道

“严格意义上就是一个人。”面对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关于团队规模的追问，导演、编剧、AIGC创作者邹晓勇没有把答案说得更复杂。过去，他长期以独立导演身份在电影和戏剧领域创作，与不同出品方、制片方合作推进项目；现在，在AI工具、云端平台和算力配套逐渐成形的背景下，他给自己的位置换了一个更贴近当下语境的说法——OPC创业者，或者“超级个体”。

这并不是一个单纯关于个人工作方式变化的故事。邹晓勇正在筹备幕光影视科创，手头同时推进两类项目：一类仍是科幻院线电影后期，另一类则转向AI短剧、AI短片等新内容形态。在他的叙述里，影视生产的基本逻辑正在被重新压缩：原本需要多人分工、长周期推进的创作流程，被切割、重组，再被一系列AI工具重新接管；过去按年计算的电影后期和筹备节奏，开始被按周、按天甚至按小时计量。

变化并不止于效率。采访过程中，邹晓勇一边谈剧本如何从“几个月甚至半年”压缩到“几天到一周”，一边反复把话题拉回创意、审美、算力和平台支撑这些更底层的变量。工具门槛的下降，让“一个人做一部片子”变得前所未有地接近现实；但在另一面，影视工业中那些过去被团队、预算和流程吸纳掉的约束，也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显现。

OPC创业者、青年导演邹晓勇（受访者供图）

从百人剧组到一人开工

邹晓勇向记者介绍，自己原本就长期以独立导演、编剧的身份工作，电影、戏剧和影像创作经验叠加，使他对传统影视生产链条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有直接体感。如今筹备中的幕光影视科创，名称本身就带着明显的创作意图：把电影诞生初期的传统语言，与当下最前沿的AIGC生产方式连接起来。

这种连接，首先体现在他正在推进的项目形态上。一边是《记忆人生》《追光火星》等院线电影后期工作仍在继续，另一边则是AI短剧、AI短片等内容生产被同步提上日程。邹晓勇向记者表示，过去电影后期高度依赖特效系统，周期漫长、成本高企，现在自己“基本都在尝试用AI来做电影后期”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在做以大湾区城市为背景的AI短剧《湾区幻城记》等项目，把深圳、广州、香港、澳门等城市空间放进未来感叙事中。

如果说项目布局的变化，还只是内容形态上的并行切换，那么更明显的变化发生在生产流程内部。在采访中，当记者问到剧本是否也已交由AI生成时，邹晓勇给出的回答颇为明确：核心创作仍由人完成，剧本先由自己来写，再交给AI工具优化、打磨。他向记者表示，过去写剧本是一个反复调整、长时间磨合的过程，往往要花几个月，甚至半年；现在，初稿形成和结构优化的时间被大幅压缩，几天即可完成一个较完整版本，再用一周左右继续打磨。

这种压缩并未停留在文字阶段，而是沿着影视工业链条继续向后传导。邹晓勇向记者回忆，传统电影生产通常从剧本打磨开始，之后还要经历备案立项、与投资方沟通、建组筹备、实拍、补拍，再进入更漫长的后期制作。单是前期筹备，半年到一年并不罕见；中小规模电影的实拍周期通常也要一个月到两个月；真正拖长整体周期的，往往是后期。特效、初剪、二剪、定剪、调色、配音、配乐、演员返棚补录，层层叠加之后，一部电影按两到三年计算，在他的经验里并不夸张。

而AI介入后，原本分散在不同工种、不同团队之间的节点，开始被重新收拢。邹晓勇向记者表示，自己最近完成过一部约10分钟的短片，从创意到成片仅用了4天。这4天里，不仅完成了画面生成，还同时涵盖配乐、语音、后期剪辑以及海报制作。与此相对照，如果用传统方式完成同样体量的作品，周期至少需要数月。

在采访现场，邹晓勇把这种变化概括为“从多人合作变成人机合作”。在他的设想中，传统剧组里由制片、美术、摄影、创意等部门分别承担的职责，未来可以被不同AI工具按功能拆分，再组合成一个“数字剧组”。“有的负责创意，有的负责制片，有的负责美术指导，有的负责摄影指导。”他向记者描述这一构想时，没有把重点落在“替代”上，而是落在流程重排上：过去由上百人完成的协作链条，正在被收束为一个人对多个数字工具的调度与管理。

这种调度能力，也改变了“个体创业”的含义。邹晓勇向记者表示，过去的独立导演某种程度上也是“超级个体”，只是那时缺少足够成熟的云端平台、端侧工具和算力支撑，许多流程仍需反复协调外部资源。现在，创作者面对的情形开始不同：从剧本、画面生成到剪辑、配乐、海报，一整条内容生产链逐渐具备了在单人主导下完成的可能。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影视工业被简单缩减成个人劳动，而是意味着原本外溢在团队、预算和时间上的复杂度，被重新吸收到创作者个人的操作系统之中。

在这一意义上，OPC并不只是团队人数的缩小，更像是一种生产关系的重排。过去影视项目的推进依赖“很多人+很长时间”的积累式运转；现在，邹晓勇所描述的则是“超级个体+高频迭代”的新节奏。变化本身，已经从个案经验外溢到方法论层面。

一人拍片的背后，拼的是算力和创意

不过，生产链条被压缩之后，问题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位置。采访中，邹晓勇多次把效率、成本和个人能力之外的话题，落到同一个关键词上：算力。

在他看来，AI影视的效率并不只取决于用了什么工具，更取决于背后的平台能否稳定、持续、足量地提供算力。邹晓勇向记者表示，现在不少平台生成一段十几秒的视频，等待时间仍然较长；当创作节奏已经被压缩到按天推进时，这种等待本身也会重新构成时间成本。也因此，他反复提到，AI时代创作效率的差异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云端支撑能力，而不只是创作者本人的想法有多快。

但算力之外，真正决定作品差异的，仍然是创作者本身。采访中，当记者问及门槛下降是否会带来内容泛滥时，邹晓勇并未回避。在他看来，未来人人都可以做视频，就像智能手机普及后，人人都可以拍照片；但“能做视频”与“能做电影”并不是同一个概念。AI降低了进入门槛，却没有取消创作能力的差异。邹晓勇向记者表示，AI会放大一个人的创意、审美和导演能力，也会同步放大其短板。

这使得AI影视在当前呈现出一种并行状态：一端是流程压缩、成本下降和单人操作空间扩大，另一端则是作品质量对个人能力的依赖进一步强化。过去很多人是“有想法但做不出来”，因为缺少资源、团队和预算；现在，当工具和平台逐渐齐备，真正被拉到台前的，就是创意与个人能力。

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他把视线投向了更长链条的目标——AI科幻院线电影。采访最后，邹晓勇向记者提到，自己一直想推动“中国第一部AI科幻院线电影”出现。在他的叙述中，AI已经可以进入广告、短剧、网络平台内容等多个领域，但要完整进入院线电影这一传统工业体系，仍面临另一层面的结构约束：不同类型内容对算力、平台、资源配置和生产标准的要求并不相同，AI短剧、AI短片与AI科幻院线电影之间，也不能简单套用同一套支持逻辑。

不过，在邹晓勇的设想里，AI科幻院线电影并不意味着“一个人单打独斗完成一切”。他更想表达的是，AI正在改变电影的组织方式，而不是取消协作本身。过去，一部院线电影往往需要上百人甚至一两百人的剧组；而在AI介入后，这种传统的大体量协作链条，正在被重组为由一个主导者统筹、多个超级个体协同推进的新模式。

邹晓勇向记者表示，自己也正在朝这个方向推进相关工作。在他的理解中，未来如果要做一部AI科幻院线电影，核心并不是回到传统剧组的组织方式，而是由自己作为主导者，围绕具体项目去集结不同类型的OPC创业者，也就是不同能力结构的“超级个体”，共同完成创作、生成、后期与统筹等环节。与传统院线电影相比，未来AI科幻院线电影所需要的团队体量、制作成本和组织成本，都有望被进一步压缩，甚至可能在10人以下的规模内，完成一部院线电影的主要制作流程。

因此，他在谈到外部环境时，关注点并不落在泛泛的鼓励上，而是落在更细化、更具针对性的配套支持。邹晓勇向记者表示，针对AI电影、AI短剧等不同场景，未来如果能够在算力平台、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更具体的支撑方式，项目推进的可操作性会显著不同。对他而言，这不是空泛判断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。

（编辑：赵毅 审核：童海华 校对：燕郁霞）